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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品讀這些法政人物的“事功”之外，如果進一步細究其“心境”，則又可以窺見一番不同的光景，而這光景的背后，卻透露出一層濃重的悲哀底色

■《法政逸史：轉型時代的法律人》

作者：劉昕杰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馬亮

近代西學東漸之后，國人在尋求救亡之道時，漸將革新法政作為顯途之一，以至于清末民初之際，渡海求“法”成為當世時尚，亦因此涌現出一大批近代法政人物。劉昕杰教授在其新著《法政逸史：轉型時代的法律人》（以下簡稱《法政逸史》）中，以搜舊聞、攢逸事、敘平生為手法，描摹出近代法政人物群像，其間顯者則重論其“細微”，隱者則重論其“輪廓”。

逸史所指，首在其人。當以回歸到“人”的視角重新去考察中國近代的法政群體時，往往能從中得到不同之體悟。除品讀這些法政人物的“事功”之外，如果進一步細究其“心境”，則又可以窺見一番不同的光景，而這光景的背后，卻透露出一層濃重的悲哀底色。

心何以存：“致用”與“立命”的分離

近代律學大家及法政轉型的關鍵人物沈家本，曾感慨道：“降及后世，政與學分，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治化不進，非無故也。”沈公此語本意，是批評中國本土學術與實踐之分離，但如果用來評價此后的近代法政人物，卻可以展現出另一種景象：以“退虜送窮”為現實目標而學習西方法政知識的中國精英人士，固然可以將此類知識作為“經世致用”的法門，卻因為在文化歸屬上的疏離感，而不能將之作為應對人生無常時“安身立命”之價值。

按照沈公之言溯源，中國舊學強調的是“體用結合”，即不僅要求所學能夠因應世事，而且要求所學能夠安頓身心，為艱難抉擇提供指引，為生活倫理提供范本，為情趣喜好提供浸潤。而《法政逸史》中的近代法政人物群像，卻展現出另一種悲哀面相：他們固然是憑借西方法政知識而成名成業，甚至其西法知識之精深在西方世界亦廣受承認（如王寵惠翻譯的《德國民法典》英文版在當時英語世界廣為通行），但在面對人生的風波起伏時，法政知識卻無法為之提供精神深處的皈依，以至仍需從其他領域尋覓“安身立命”的根基、“怡情養性”的道術。

歷經晚清、北洋、國民政府“三代”政事的許世英，痛詆日偽說客王揖唐時的話語是：“讀圣賢書，所為何事？宜明大義，速即回頭！”而許氏九十高齡，留給家人的最后殷切寄語是：“忠以報國，敬以治事，廉以律己，恕以待人。”語詞所系，情義所出，最后都是與儒學之“士”相通的關懷。

陳顧遠則在法政知識之外，將戲劇作為自己的畢生愛好，從劇作中體悟出“假戲真做”與“真戲假作”的戲劇人生觀。抽象于“真假”，托情于戲劇，亦是中國古代文人應對人生無常的一種安慰。陳顧遠正是順著這種安慰，得以看清看淡現實世界中的成敗得失。

亂世求存：最是“無用”法律人

清末政事，補天無術；北洋政事，糜爛難聞；南京政事，徒飾門庭。在近代中國激蕩難平的政治大潮中，裹挾于其中的法政諸人，看似因掌握肇建新邦所需的法律知識而被推崇，但在手握軍事的強主、諳于權術的官僚面前，更像是某種借以實現“法治”的工具。需要時，則尊而重之，延攬入高層，希冀其編纂優良之法典，或者主持平良之司法。但當他們真的為自由正義而直爭，觸動真實利益時，則會厭惡其“越位”，或打壓處理之，或冷淡無視之。

于是，擺在近代法政諸人面前頗為現實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亂世中求得生存，甚至是求得較為優渥的生存，才有可能將自己秉持的理念、掌握的學識轉變為國家發展的動力、社會進步的基石。所以，《法政逸史》展現的不僅是一部貫通中西的法政大家的“建功史”，更是時代掙扎下各人努力求出路、謀安定的“生存史”。回歸到“人”的視角，這不是在刻意展現苦難，而是展現在苦難已然降臨時法政人正面應對的勇氣，即使這勇氣中帶有相當大成分的妥協、逃避甚至背離，亦未必不能將之視為一種祛魅之后頗為真實的英雄主義。

王寵惠以數十年屹立政壇不倒為名，當后生晚輩請教他為官處事之道時，等到的卻是他幽幽一句：“關鍵是我沒有自己的想法。”這樣一位求學期間便將《德國民法典》轉譯為英文，后又多年任職民國司法領袖的不世之才，怎么可能沒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在亂世風云之中，不能暴露自己的想法，只好老老實實貫徹他人主張，幸而能在既定框架內多少做些事情罷了。

同樣是年少即暴得大名的史尚寬，則更適應中式人情社會的生存之道。面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潰敗之勢，史尚寬在選擇去留之際，以所謂面相之學作出判斷，在荒誕之外也有幾分無奈的色彩。

以耿直著稱的江庸，在奉命巡查東三省治理情況時，根據目之所見，直言除黑省尚勵精圖治外，其余奉吉兩省則政治腐敗。江庸建議袁世凱調任黑龍江將軍及省長朱慶瀾至奉天任事，以挽救局勢，被袁世凱淡漠擱置。江庸覺得道不同不相為謀，想要辭職，卻被袁世凱派秘書長慰留并勸勉道：“但做官、少說話。”需要做官裝點門面，卻不需要任事直言，這官也就做得興味索然了。

娛世之情：“人無癖而不可交”

法學是一門艱澀嚴謹的學問，法律是一種復雜精細的技藝，而操持這兩者的法政人，卻不過是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有情有義的普通人。不管是應付于波云詭譎的政壇，還是此起彼伏的政爭，不管是掙扎于艱難困苦的世道，還是紛亂多變的世情，都是極為勞心勞力的活計，如果不能找到一些愛好用來寄托身心、放松神思，恐怕很多關卡未必能夠度過。《法政逸史》這本書就在正史之外，記載了近代法政諸人許多生活上的趣味，有時讀來竟然會心一笑。

《陶庵夢憶·卷四·祁止祥癖》中寫道：“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回歸到“人”的視角，正是這些生活上的愛好與癖好，才讓一個人顯得如此真實，而又如此可愛，并可以從這“微末小道”中，窺見其平生學問、事業與人格的所由來處。

取得牛津博士學位的羅文干，在近代法史上因赫赫有名的“羅文干案”而聞名。羅氏其人雖然西學出身，但卻對中土的衣冠服飾、美酒佳肴特別鐘情。所謂名士善飲，正是鐘情于酣熱之后的率真，反映出羅文干狂放不羈、傲然風骨的氣質。而那為報刊所譏的“黑褂藍袍”，卻也未必不是折射出其敢于逆“西化”大潮的一種獨立見解與判斷。

王國維《浣溪沙》中下闋云：“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近代法政諸人遇見西法東渡的大潮，因而順著這股潮流而上，投身學問與實踐，希望能夠窺見革新舊邦、重造文明的“皓月”。可是真當躬身入局之后，才發覺在這浩蕩洪流中，所謂法學、所謂法律、所謂法政人，亦不過是浪中孤舟，不由己命，常被左右。借助西學西法提供的外域視角，法政諸人確實能對中國的時人時事有一番獨到見解，如同開了“天眼”窺探塵世，自以為已然超脫其外。但真定睛細看，才發覺自己也不過是這庸庸諸公中之一員，未能免俗，不過“身是眼中人”罷了。《法政逸史》正是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之外，重新回到“人”的視角，以介于正史與野史間的逸史手法，為我們展現了這幅近代中國法政諸人的群體小像。

（作者系四川大學法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