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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芮軒

首期規模100億元，存續期15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發文支持央企發起設立創業投資基金后，12月5日，首只百億級央企創投基金面世了。

這只由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與杭州市政府共同發起設立的“國新創投”基金，重點目標是“投早、投小、投長、投硬”，以具備“硬科技”實力的“種子期、初創期、成長期”的科技創新企業為主要投資標的。

該基金的“存續時間”為15年，比以往最長的“5+2”翻了一倍還多。相比而言，這才是真正的“耐心”資本、“長效”資本，才是真正的“耐心”創投基金、真正的“長效”創投基金。

眾所周知，我國國內創業投資行業參與資本起初以美元為主，以人民幣為主導的創投基金在2015年才迎來了成立高潮，“3+2”“5+2”的存續期是“慣例”。通俗點講，所謂“3+2”就是3年的投資期，2年的退出期，也就是”有限合伙人”不得在3年內退出，3年后“有限合伙人”可以選擇退出，也可以選擇延期2年退出，基金“募投管退”的全“生命周期”總計“5”年。同理“5+2”的存續期，最長可達7年。

近年來，因經濟下行壓力，高潮期成立的一大批基金也開始進入了“退出”的高潮期。媒體公開報道顯示，自2023年1月到今年7月，國資背景“優等生”的深創投，就發起了訴訟類招標合計38起，其中37起都是由于投資項目“退出”引發糾紛。

據清科研究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企IPO（首次公開募股）數量82家，較2023年同比下降62.4%，較2021年下降87%，IPO市場持續收縮。其中，今年上半年VC（風險投資）/PE（私募股權投資）支持的IPO共55家企業，背后涉及253家機構，2023年上半年VC/PE支持的IPO共139家企業，背后涉及579家機構，有IPO的機構數較2023年同比下滑56.3%，較2021年上半年下滑69.8%。其中，今年上半年收獲3個及以上IPO的機構共9家，2023年上半年為42家，2022年上半年這一數字為58家。

數據對比顯示：VC/PE通過“IPO”退出的數量越來越少，退出的難度顯然是逐年“升級”。相比于美元基金10年甚至10年以上的“存續期”，人民幣創投基金存續期“過短”等問題已成為“科創基金”必須正視的問題。

當下，發展“科創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實現“產業升級”和“跨越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必然趨勢。然而，傳統投資基金“存續期”短、“退出難”等“資管”特征，已經與我國產業發展新形勢、新需求不相適應。

從宏觀金融管理的角度去看，相比于普通金融，科技金融主要有五大特征：一是科技企業普遍具有高風險性，其技術和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偏愛“求穩”的資本不太青睞；二是科技企業的知識產權等難以量化評估，“輕資產”的特性往往令其因缺乏實物抵而被傳統金融機構不接受而難以融資；三是科技企業商秘資產的“先天”壁壘，使得金融機構在專業辨識能力方面不足而總是與之失之交臂；四是傳統金融機構“投資”的“短周期”供給與科創企業“融資”的“長周期”需求不匹配；五是因缺乏“多元化”的金融生態，風險投資的“需求”與傳統銀行的“供給”“聯動不足”。

綜合來看，與普通金融相比，科技金融更需要的是創新、是金融“供給”的“膽大”與“耐心”，而遠非傳統金融“投機”與“穩健”。

值得慶幸的是，今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促進創業投資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建立“創業投資”與“創新創業項目”對接機制，實施“科技、產業、金融的一體化專項”。針對科創基金“募投管退”全流程，提出17條具體措施，為“科創資本”的繁榮與發展指明了方向與路徑。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明確強調，要“發展耐心資本”，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

9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則明確提出，要推動國資出資成為更有擔當的長期資本、耐心資本，要求相關職能部門完善國有資金“出資、考核、容錯、退出”等相關政策措施。

9月29日，國務院國資委在《推動國資國企改革展現新氣象取得新突破》一文中更是詳細提出：建立國有企業履行戰略使命評價制度。完善國有企業分類考核評價體系，建立科學客觀、可量化的國有企業功能價值評價體系，根據企業不同的功能作用，設置更有針對性、個性化的考核指標，實行“一業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充分體現對科技創新的高度重視，充分體現國家戰略導向、戰略要求，充分體現對共性量化目標與個體差異性的精準把握。

文章同時強調：要強化國資監管的產業思維、科技思維。健全國資監管機構職能配置和機構設置，在引導企業強化科技創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等方面建立體系化、常態化工作機制，健全精準化、差異化、長周期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考核評價體系、政策支持體系，“探索建立更加包容審慎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國資監管體系”，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支持國有企業大膽試錯”，著力當好發展實體經濟的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戰略資本。

與國家層面加大對科技創新“制度供給”相呼應的是，今年以來，以廣州、上海、北京等“科技創新高地”為代表的地方政府，也積極探索圍繞服務科技創新的制度改革。服務科技創新的“制度供給”創新，已經成為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