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會”:兩個人與一座城
2021-12-02 10:47:00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書名:《張醫生與王醫生》
作者:伊險峰 楊櫻
出版社:文匯出版社
林頤
《張醫生與王醫生》,書如其名,樸實、不矯飾,卻格外能夠激起讀者的共鳴。這是一部非虛構作品,以張曉剛和王平的人生經歷為主線,穿插了他們的家族故事,也呈現了遼寧沈陽這座東北工業城市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的發展軌跡。
他們是“社會”的,也是“不夠社會”的
張醫生和王醫生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的沈陽工人家庭。作者采用社會學田野調查方法,在舊報紙、老照片、建筑廢墟與口述回憶中編織過往生活圖景。在線的兩端,一端是個人,一端是社會。這是一個“自我”在持續的社會化過程里不斷被“社會”建構的故事。
“社會”是一個高頻詞語,出現在書中如下一些地方:
在評價與主任的關系時,他更強調一種江湖道義,以及對大哥的服膺。這是王平自覺很“社會”的那一面。
但凡說到“社會”這個話題,張曉剛就會說自己:不夠社會,不夠社會,不夠社會。
王醫生總是很謙遜,覺得自己“不懂社會”“不社會”“跟社會格格不入”。
王平的母親曾慕芝利用工作之便所掌握的緊俏電影票,建立起了良好的社會人際網絡。曾慕芝“懂社會”,關系要走動,要維持,要勤打電話,保持熟絡。
張曉剛的母親楊淑霞自豪于自己的“社會”,覺得自己的經驗、判斷、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帶領了家庭的躍升,而丈夫是脫離社會的,所以她的言談舉止常常流露對丈夫的輕視。
為了女兒的前程,王平得重新巴結這個“社會”,獲得拼社會資源的渠道。
除了主要人物自述中屢次出現的“社會”之外,作者伊險峰、楊櫻還經常從“社會”視角對人物和事件發表看法——
張曉剛和王平在求學時代都是典型的“獎學金男孩”,老實、聽話、勤奮學習。這類“獎學金男孩”符合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念,是被保護起來的,以免被“社會”污染。然而,一旦他們脫離校園,進入社會,他們就會遭遇一段時期的茫然失措,發現自己與社會之間的格格不入,他們必須重新權衡“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距離。
對于“獎學金男孩”來說,可能的解決方案,不是如何改變社會,而是如何融入社會。社會是強大的,而個體是弱小的。張曉剛和王平在說起“社會”時,一方面似乎慚愧于“不夠社會”帶來的挫折感,另一方面又為此而感到自喜。太“社會”的人在這個社會體系中是讓人警惕的,讓人覺得不可信任的。
作者認為,對于張家、王家這樣的普通家庭來說,如何掂量手中的社會資本,就是一個如何運用技巧和能力改善自己和家庭處境的問題。曾慕芝的長袖善舞和楊淑霞的克里斯瑪人格使她們成為了家庭的精神領袖。與此相對應,是兩位父親在擔任“社會”角色時的缺席。
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
這部作品也是男性氣概的衰減史。它所展示的失敗的父親形象,表現了那些“不夠社會”的男人在這個男權社會的失落。失去了經濟優勢的父親們沉默、脆弱、退居室內,而掌握了家庭資源分配的母親們,不一定懂得時局大勢,但她們明白如何努力抓住每一個機會。
從張曉剛和王平的職業規劃來說,他們的母親也居功至偉。醫生這個職業,是最像產業工人的那種動手能力強、又為社會始終需要的行當,也是這幾十年來最熱門、社會地位上升最快的職業之一。
書中寫道,單位是一個小型的“社會”。作者引用了社會學學者田毅鵬的“單位共同體”概念,指出“單位”在相對集中的空間內形成了一整套的社會服務體系,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制使“單位人”擁有優越情結,也不愿意輕易離開單位空間。如此,單位的“父愛”把職工納入到它的羽翼之下,個人社會身份的建構大致就在單位這個系統內完成。
作者評價王平的父親王寶臣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單位人”?!皢挝蝗恕钡纳鐣r值與單位緊緊聯系在一起。如果廠子的效益不行了,“單位人”的價值也隨之減弱。在王寶臣的身后,是一個龐大體系快速瓦解的過程,是沈陽這座有著兩百萬產業工人的城市的陣痛。
以沈陽的城市人格來說,這也是一個重新社會化的過程。沈陽人長期奉行經驗社會的準則,單位是熟人社會,熟人社會比拼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而現在,沈陽這個熟人社會力量強大的城市,必須轉變為契約型的陌生人社會。
陌生人社會的特征是非人格化的社會、以市場為基礎建立的可量化的社會關系。這是現代城市的普遍特征。所以,作者強調了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區別。這四十年的歷史發展說明了,計劃經濟的終結、國營制度的弊端、傳統制造業的衰退與轉型,三者合力,要求沈陽完成工業化向城市化、現代化的轉變。而這個轉變如此艱難,甚至伴隨著部分人群財富的下行。
兩位主人公,張曉剛與王平,完成了個體意義的逆勢上揚。但他們是被選中的特例,這種上升并不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他們的故事背后,更多的是整座城市的歷史。這部作品以個人的小視角切入,描述的卻是一個大時代的景象,是置身在這個大時代里的人們的共同命運。
作者具有深厚的社會學素養,除了采用社會學田野調查方法之外,全書的觀察分析還不斷穿插著理查德·霍加特《識字的用途》、保羅·威利斯《學做工》等有關工人階級子弟的社會學經典書籍的見解,這些引述與書中主人公的經歷結合在一起,給讀者帶來了更多的思考。
第三位主角帶來的思考
這部作品以《張醫生與王醫生》命名,但它實際上還有第三位主角,即該書第一作者伊險峰。
伊險峰是張曉剛與王平的初中同學,同校不同班,現在是中國傳媒行業的翹楚。該書在陳述張曉剛與王平的求學生活,在講述老沈陽的往昔歲月時,也會摻雜作者的自身經驗和情感——盡管這些是以隱蔽的、補充的方式悄露一角。
伊險峰的故事可以彌補張曉剛、王平等上世紀70年代人缺失的一些拼圖。在伊險峰看來,張曉剛和王平的身上有著理工科人典型的相當理性的、追求實用的思維。這與上世紀80年代的整體社會教育環境也有關系。當時流行一句話,“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學文科是很難找到工作的。
人文學科與人文精神的衰弱,也是伊險峰憂慮的問題。把求職的前途作為考大學的首要目標,鋪平了張曉剛和王平的職業之路,獲得了社會意義上的成功??墒?,如果全社會都以此為考量呢?
書中三次提起酒桌上的那句隨意的問話:“有一天,你姑娘問你,說你是醫大大夫,怎么誰也不認識你,你要怎么說?”作者說,讓王平認真思考的這個問題,換一種說法是:做特立獨行的、始終旁觀姿態的“我們”,還是成為公認有成就的、有著讓人尊敬的社會地位的“他們”。
對于張曉剛和王平來說,或者,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實現“我們”與“他們”的轉化,就是一生奮斗的目標,就是自身的社會價值與人生意義的所在。
而“社會”是一個極其復雜的詞匯。在學校的時候,“社會”往往用來形容“壞學生”;出了校門,“不懂社會”卻成了“獎學金男孩”“好學生”的錯誤。因此,后者必須迅速完成“社會”化的轉變——適應社會,又不能變得太“社會”;要“進入社會”,同時又盡量保持與“社會”的一些距離。成為“社會人”是終生努力的過程,也是王平與張曉剛等“70后”以其人生經歷帶給讀者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