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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讀寄簃公

沈厚鐸

清乾隆五十二年，一起因瘋殺人如何判擬的榷商案經由安徽巡撫書麟上奏，案題為《邵院因病發狂扎傷張柏身死一案》。

民人邵院受雇于張柏的鄰居李才家做傭工，和張柏的親父張儉一向關系很好。那年，張柏剛剛七歲。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二日，邵院染上了傷風寒之證。一遇發燒就類似瘋顛，燒退就清醒了。雇主李才請醫生為邵院調治，吃了藥但未見效。所以，李才時刻防范邵院瘋癥發作，左鄰右舍也都知道這個情況。

當年八月十八日午后，李才見邵院在房里睡熟，便隨手帶轉房門，到地里干活去了。李才妻子倪氏也到廚房準備晚飯。

沒想到，邵院熱極發狂，起身拿起守夜用的鐵槍，跑到院子里跳起舞來。這時，張柏與他姐姐存姐正在院子里玩耍，看見邵院跳舞覺得好玩。

張柏年幼無知，從地上拾起木棒學著舞弄起來，舞著舞著，就到了邵院身旁。突然，他被邵院用槍扎傷左胳膊、左肋，當時就倒在地上哭喊，存姐也急得在旁邊哭。

這時，張儉的哥哥張佑從集市回莊，看到邵院持槍跳舞，當即奪下鐵槍問他：這是干什么？邵院站在那兒，面紅耳赤、神志昏忳。

張佑知道邵院這是病狂所致，當即拉著邵院，將其送去李才家看管。張柏傷重，在第二天夜間死去了。李才報官，經勘驗審訊，與事實相符。

邵院的病，按現在的說法，就是間歇性精神分裂。假如事件發生在今天，就可以用現代科學手段，診斷一下邵院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癥。然而乾隆時代，是不可能有現代醫學支持的科學鑒定手段，那么，這個案子該如何判擬呢？

且看安徽巡撫提出的磋商意見。

他呈文提出，《大清律例》雖有“瘋病殺人例”，但沒有“因病發狂致死人命”的律例明文。如果照“瘋病殺人例”處理，那么就是“追埋葬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死者之家，將邵院永遠鎖錮”。

然而，“該犯不過一時熱極昏迷，并非實在患瘋”，這與“瘋病殺人例”又不很允協。如果依照“殺人律”處理，就要將邵院判擬絞監候，因為“張柏幼稚無知，死于非命，法應抵償”。

可是，邵院與張柏平日既無嫌隙，當場又沒有其他緣故。且邵院熱退之后，茫然不知有殺人之事。這種情況如果照“殺人律，依律擬抵”，又覺得“情輕法重”。

法律既沒有明確規定，只能比照近似之例加減科斷。據此，書麟提出，將邵院比照“殺毆人者絞律”量減一等，處以杖一百、流三千里，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尸親營葬。李才因管教不力，擬以杖刑的意見向刑部請示、商磋。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刑部將安徽巡撫的呈文報告皇帝弘歷，弘歷當日批示“依議”。

按今天的法律規定，安徽巡撫的這個“比照”是毫無道理的。但在當時的認知條件下，這的確是無奈之舉。或者說，是相對公正的判決。

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在《敘雪堂故事》中收錄此案，估計也正是看中了安徽巡撫書麟能夠反復論證，追求最合情理、適法最準確的辦案精神。

沈家本在處理案件時，對事實的認證和法律的適用，都是十分嚴謹的。他在《補洗冤錄四則》中所舉的親歷案例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在《青海札薩克臺吉丹怎綽克多布自刎身死案》一文起始，沈家本寫道：“光緒戊寅正月初二日，余正在刑部直隸司當月。準提督衙門咨送青海札薩克臺吉丹怎綽克多布于上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東黃寺因瘋自刎身死一案。”

東黃寺在京城德勝門外，按例應該歸于順天府管轄，并不應由刑部相驗。只因為死系臺吉，職分較大，由刑部會同理藩院相驗，以昭慎重。臺吉，清代蒙疆回族的爵名。《大清會典·理藩院》有“凡回爵有王、貝勒、貝子、公、臺吉”的記載。臺吉為官時，品級可以另設。

沈家本于正月初四，會同理藩院司員到達東黃寺。對死者丹怎綽克多布進行了仔細的檢驗。又傳來相關人員詢問，知道已死的這位頭等臺吉名叫丹怎綽克多布，因患瘋病未曾到過京城。

上年，丹怎綽克多布瘋病痊愈。因其初次襲爵，他依據“年班”入京朝覲，承蒙皇帝恩賞戴翎支。不料，叩頭謝恩時，他將翎支脫落在地。慌張之間，自己拾不起來，旁邊的伯王幫他拾起，又替他戴上。

丹怎綽克多布心生畏懼，瘋病復發。回廟后，他即將屋門關閉，不準人跟隨入內。十二月三十日晨，人們聽聞屋內喊嚷，等撞門進屋，發現他已經自刎身死。

沈家本在勘驗尸體的過程中，發現了實際情況與宋慈《洗冤錄》記載的不同之處，總結了這樣一段話：“查《洗冤錄》云：‘凡自割，喉下只是一處刀痕。’蓋以一刀之后，疼痛難忍，立時昏迷不能復割也。又云：‘如割干不深及不系要害，雖兩三處未得致死。’舊說謂：‘設于次等兩三傷之案，必當辨其輕重，驗定自割、被割，方可斷。未便固執喉下只一刀痕，致有遺誤。’今此案自刎身死，卻是兩傷，口、眼具閉，亦與自刎情形相符，案情亦無疑。似是《洗冤錄》‘自割，喉下只是一處刀痕’二語未可拘泥。故特錄此案，以備司讞之研究焉。”

由此，人們可以一窺沈家本在辦案中的嚴肅與認真，也可以感到他治學時的不遺余力與對事業的追求。尤其是“特錄此案，以備司讞之研究焉”這句話，讓筆者感受到了一代律學大家在處理案件中，對情理與適法的最高追求。

（作者為沈家本四世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