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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臘文化的理想》

作者：瓦納爾·耶格爾 著

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尹超

古希臘文化一直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和起源。英國詩人雪萊曾說：“我們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文學、宗教和藝術之根都在希臘。”古希臘在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神話、政治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取得的文化成就，被西方學者稱為“古典文化”。

古希臘文化之所以享譽后世，是因為它賦予西方文明以人文特質。正如瑞士著名古典文化學者安·邦納所言，“全部希臘文明的出發點和對象是人，它從人的需要出發，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進步”。

可以說，當其他文明還在以神秘的宗教認識世界時，古希臘文明已經在追求建立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世界。這種古典人文主義所奠定的“希臘精神”，作為超越時空的文化遺產，為后世西方提供了文化模板和精神家園。

因此，全面認識希臘古典文化的精神世界，無疑是探尋西方文化源頭的一把“鑰匙”。德國古典學大家瓦納爾·耶格爾所著的三卷本《教化：古希臘文化的理想》（以下簡稱《教化》），作為“古希臘人精神史的活化石”，以獨特的全景鏡頭展現了古希臘文化的精神理想。

“人之為人”的德性教養理想

耶格爾是德國古典學大家，《教化》被譽為“第三次古典人文主義”的扛鼎之作。所謂的“第三次古典人文主義”，是相較于文藝復興和德國新古典主義而言的。

眾所周知，古典（Classic）一詞源于拉丁語，原是“典范”之意。在古羅馬時期，古希臘是值得效仿的典范。文藝復興以后，古希臘、古羅馬則被視為典范。

不過，發生于14世紀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更偏重于古羅馬的古典主義。而興起于18世紀后半葉的德國新古典主義，則是以古希臘為典范。耶格爾所參與發起的古典人文主義運動——史稱“第三次古典人文主義”，顯然是承繼和延續了德國新古典人文主義的傳統。

提起德國新古典人文主義運動，威廉·洪堡是其中繞不開的重要代表人物。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讓年青的洪堡深受觸動，這促使他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德意志要想成為一個自主的政治體，應該具有何種文明品質？

他在《論國家的作用》一書中，以古今對比的眼光談到，古代國家不僅看重整個民族的物質繁榮，更看重政治體的道德品質，因而也更重視“人之為人”的教育。其所稱的“人之為人”，明顯帶有古典人文主義的色彩，強調人的德性品格的完善。

他認為，古希臘城邦雖然衰亡了，但古希臘人實現“人之為人”的德性教養之理想不會衰亡，其精神品質是值得德意志人學習的典范。因此，應通過古希臘人文教育形塑德意志人的政治品格。

不惟此，洪堡還將其政治理念落實在實際制度中，建立了具有古典教育品質的“人文中學”體制，讓古典語文進入中學課程。這旨在通過擴大希臘語的教學，構建德意志教育的基礎，以此培養出“類似希臘人的”德意志人，甚至是一種“完人”。

應該說，耶格爾就是在洪堡古典人文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佼佼者。他作為“第三次古典人文主義”教育運動的倡導者，明顯是在繼續堅持洪堡的古典教育理念。

與洪堡不同，讓耶格爾深受震撼的是20世紀那場歐洲大戰。毫不夸張地說，耶格爾的《教化》這套書，就是這場歐洲大戰的產物。這場戰爭讓他看到，基督教歐洲的文明傳統已經崩潰。

因此，耶格爾所堅持的古典人文理想，并不只是德意志的理想，還是整個基督教歐洲的傳統文明理想。他試圖讓古典學的學術研究服務于“古典理想”的教育功能，將古典理想與現代學術相結合，通過回溯古希臘的精神源頭，展現“古典理想”在古希臘文化中的歷史進程，為深處危機的歐洲提供一種人文主義救贖。

古典精神與現代生活如何銜接兼容

耶格爾的《教化》，意在借助古希臘語“paideia（教化）”所包含的特殊意蘊，以統一的視野考察古希臘文化，為當時的德國乃至整個歐洲提供某種具有古典品質的精神慰藉。

從詞源上說，“教化”一詞包含或寄托著彼此關聯而又各得其所的多重涵義，具有體現“教”之精神的“導”“養”“育”“化”四重內涵，從而使“教化”兼具教導、教養、教育的作用和功能，使古典精神得以與現代生活相銜接和兼容。

確實，“教化”是古希臘人必需接受的文化教育，是其品格一致性的基本來源。該套書的目的就在于，通過對希臘文化的獨有特征及其歷史發展背景，進行整體、全面的古典學研究，解釋其歷史進程與智識進程之間的互動關系，認識希臘人的品格塑造過程和人格理想追求，從而為精神飄搖的歐洲尋到某種穩固的文化基礎。

《教化》第一卷“古風時代的希臘與雅典精神”成書于1933年，分“古風時代的希臘”和“雅典精神”兩部分，旨在以斯巴達和雅典的城邦生活為社會背景，描述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希臘文化與城邦政治形態的形成、發展和危機。

前一部分涉及荷馬史詩、弦琴詩、哲學和政治思想等，后一部分則聚焦于以雅典為中心的悲劇、喜劇、智者學派和史學等。不難看出，古風時代是受英雄人格支配的時代，而古典時代是受公民人格和政治類人格支配的時代。

在這一卷中，耶格爾試圖通過描述古希臘的“教化”得以形成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基礎，以及它在古希臘文化與社會中的實踐，勾勒出希臘精神作為一個整體不斷自我演化的規律。這種規律反映了希臘精神“從神話到理性”的演化過程，也構成了德國人文主義對希臘認知、想象的核心。

《教化》第二卷“探尋神圣的中心”和第三卷“柏拉圖時代文化理想的沖突”分別于1944年、1947年出版。這兩卷轉向對柏拉圖時代古典希臘文化的研究，處理的是柏拉圖時代的古希臘智識史。

其中，第二卷從古希臘的歷史、文化、社會背景出發，詳細分析了柏拉圖對話錄，尤其對其《王制》（亦譯作《理想國》）進行了深入闡釋。耶格爾以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哲學思想為出發點，對構成希臘精神的教育、德性、智識和公民養成等進行探討，揭示“教化”如何體現于希臘人的品格塑造，以及哲學如何從“教化”問題中誕生。

第三卷則重在更廣闊的希臘文化背景下，將柏拉圖《法義》（亦譯作《法律篇》）所體現的政治教化與神圣觀念作為參照，對古希臘醫學、修辭學、泛希臘城邦政治文化、激進民主政治、修辭教育和相關政治實踐等進行分析，揭示希臘古典時代晚期的復雜社會現實和多元文化理想，及其對希臘精神、文化乃至“教化”理想所造成的多元沖突。

“為尋找通向希臘的道路的人而寫”

“教化”是評估古希臘文化的基礎，古希臘文化正是在“教化”的影響下，通過文學、哲學、史學、藝術等因素混合而成的。這種文化以蘇格拉底對“教育真的是可能的嗎”這一問題的考問為開端，一直到柏拉圖的《王制》達到巔峰。

從結構上看，《教化》的內容基本就是圍繞柏拉圖哲學展開的。因為，柏拉圖哲學是在一種特定氛圍中產生的，并在希臘精神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占據著一種特殊地位。

就像該書的譯者在“后記”中所表達的：對于“柏拉圖說了什么”“柏拉圖為什么要這樣說”“柏拉圖同時代人或者他的對手們又怎么說”這三個問題，《教化》的第一卷其實就是關于柏拉圖的導論，回答的是第二個問題；第二卷回答的是第一個問題；第三卷“文化理想的沖突”回答的是第三個問題。

可以說，柏拉圖哲學是對希臘文化此前各個階段的一種重新整合，并在一個更高的哲學水平上解決這些問題。

耶格爾的《教化》是有關希臘人及其智識文化的重要作品，也是探究希臘古典文化與現代西方世界之間關系的力作。

黑格爾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這樣表述：“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特別是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我們之所以對希臘人有家園之感，乃是因為我們感到希臘人把他們的世界化作家園；這種化外在世界為家園的共同精神把希臘人和我們結合在一起。”

誠然，是希臘人首先注意到人的完美性及其在社會中的地位，而且希臘文明中的“教化”理想仍在世界留存。耶格爾曾直言，《教化》就是“為尋找通向希臘的道路的人而寫的”。

而古希臘傳統和古典理想所涉及的，主要就是如何“教化”的問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如何“教化”人類的問題。“自由已逝，城邦不再，但理想長存”，現代人應該“從一個超時代的維度來研究古希臘人的文化理想”。

耶格爾的《教化》還是其對古希臘文化進行古典學研究的里程碑式杰作。與史學旨在“認識過去的事實”不同，古典學則是重在“理解古代文明中的永恒理想”。

在耶格爾所處的時代，古典學越來越走向狹隘的專業化，成為實證式古代史學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古典學的史學化與古典學本身承載的人文教育理想正在背道而馳，古典學逐步陷入“古典人文主義的理想與歷史主義現實之間的困境”。

耶格爾的《教化》企圖調和古典學與史學的內在不和，將古希臘經典文本的闡釋置于具體的歷史與文化情境。這就要求學者具有一種“百科全書精神”，實現古典學中人文精神與歷史精神的統一。也就是說，人文精神必須建立于嚴格的歷史基礎上，歷史精神需要幫助“復活”已逝的古典理想。

最后，耶格爾將書名定為《教化》，其實就能表明，他對古希臘文化歷史的關切，意在彰顯“教化”所追求的精神品格。很難得，該書“從統一的具有教育意義的視角為展示古希臘文化提供了全景”，也為后世的文化運動提供了指導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