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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師

史話

《鄉曲枝辭》作者俞蛟認為，訟師都是為了金錢去幫人打官司，把自己的智力勞動完全等同于商品。但此言有失公允——不必說所有的訟師，即便是吳麟瑞筆下“四大惡訟”，他們打官司也不都是件件為錢

夏芒

《鄉曲枝辭》說，訟師“代人作詞以訴”，其立意措詞往往“顛倒是非，混淆曲直”。作者俞蛟這樣判斷，其實有個前置條件，那就是他所定義的訟師，都是為了金錢去幫人打官司，而且是“視事之輕重而受值”，按照辦理案件大小和難易程度收費，把自己的智力勞動完全等同于商品。

俞氏如此定義訟師，當然有失公允。就其常態而言，不必說所有的訟師，即便是吳麟瑞筆下“四大惡訟”，他們打官司也不都是件件為錢。

盡管在那些不收費的官司里，他們的出發點不見得多么高尚：有時，可能是想要賣弄才智，揚名立萬；有時，可能為了兼報私恨，出口“惡氣”。但其中不無為弱者仗義執言、為貧者慷慨出手的例子。比如，謝方樽幫助交不起田租的貧苦佃農寫狀“哀哀上告”一事，其動機顯然就屬于后者。

謝氏所書上述詞狀，被《刀筆菁華》題作“佃戶賴租之惡稟”，歸入“訟師惡稟”一編。題名雖不堪，細看內容，實則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不啻舊時代訟師義舉。此狀原題《為虎嚼民膏事》，案由是某佃戶因遇荒年，無以償租；田主豪橫，“必欲其償”，逼租不成便“控其欠租”，告到官府。為此，佃戶求訟師謝方樽為自己寫狀脫罪，向官府“乞賜矜憐”。

租佃，是一種古老的農業生產關系。其歷史起源于戰國時期，最早是貴族將分封土地交給農民耕種，農民以耕作收獲納償。租佃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因租佃雙方關系通常不平等，帶有剝削性，其對立與斗爭有時十分尖銳和殘酷。

具體到本案發生的江南一帶，據明清之際思想家朝顧炎武《日知錄》所考：“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也即百分之九十的農民都是佃農，為地主們耕種。他們耕作的收獲每畝多者“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余”，而交納地主的“私租之重”，竟達到“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農“竭一歲之力”辛苦耕耘，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甚至“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

謝方樽幫助的貧苦佃農，就是這樣一位每年被沉重的佃租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升斗微民”。該佃戶“承種勢豪伍氏田畝”，為這家姓伍的地主種田“已歷數十余年”。雖然生活貧困，卻一向遵守租約，“租子每歲清償，并無絲毫尾欠”；每遇災荒，與以前的老東家有商有量，田租有減有讓，相處還算和睦。

但自從老東家過世，少東家伍天保“接登田產”，雙方開始矛盾不斷。伍天保在佃租方面“征收蠻橫無比”，不僅該收的“粒米不讓”，而且在過去約定數額之上，還要“額外誅求”。

為提高收益，伍天保竟然“新定律例”，單方規定“每田一畝，加米三升”。佃戶“不堪其虐”，實在受不了這樣的盤剝，于是“情懇稍為減讓”，請他看在幾十年的主佃情份上，適當少增一點。

伍天保“不但不允”，而且“惡”其“多口”，記恨這位佃農討價還價，多嘴多舌，壞了他漲租漲息的行情。于是在每畝“加米三升”之外，又專門惡意地對該佃戶“增加租米三斗”，并且公然把這稱作“多口米”，借以對所有佃農顯示淫威。

伍天保如此私定“律例”，刁難佃戶，實則基于租佃關系本質上的不平等。清代，一些地方流行一種不成文的做法，即田主可以提出一定的理由“撤佃”，單方解除租佃關系，強令佃農“退田”。

在地少人多的江南一帶，上述做法尤其過分，常常被地主當作加收佃租的砝碼。伍天保正是以新舊東家更替為由，逼迫其家族土地上的佃農就范，接受其漲租“新規”。

佃農對每畝加米三升“已不甘心”，更難以承受因“多口”而遭受的“叱辱”以及加罰，于是當年“欠米一石另五升”，表示“異日清償”。沒想到，來年佃農如約“肩米償還”，伍天保又說該佃戶“欠米多時”，致使其“大受損失”，表示“當再加收五斗，以補虧耗”。

佃農肩扛欠米上門還債，反遭伍天保“大肆咆哮”。后者還獅子大開口，勒索將近五成的暴利孳息。佃農“不勝驚駭”，據理力爭無果后，感到“不合負氣”，只得又“肩米還家”。雙方自此陷入僵持。

后來，突發而至的洪水一度將此僵局打破。當地“適遇水災，田畝盡成澤國”。一位替伍家擔任“司賬”的賬房先生“察勘來鄉”，目睹災情“亦為嘆惜”。他于是“計以豁免租子”，打算將前債一筆勾銷。該佃農“感恩銜德”，加倍努力抗災增產。

誰知，秋去春來，一到來年，伍天保見“春熟豐收”，竟“貪心又起”。他不但忽又舊賬重提，而且直接就將佃農告到縣衙，申請官府采取“追比”的方式，對佃農償債進行強制執行。

以上過程，就是經訟師謝方樽提練總結、潤色點染的案情始末。其邏輯之清晰，敘事之精當，方寸間，已使地主的貪婪豪橫、佃戶的勞苦無辜躍然紙上。接下來的概括定性，更見名訟師刀筆之利：“如此苛斂強征，何異狼貪虎暴？竭民胼手胝足之勞，難供敲骨吸髓之慘！”

了了數字，足令縣官想起孔子泰山之側“苛政猛于虎”的警訓。自古郡縣“父母官”無不以仁政愛民為榜，如此語境下，伍天保區區一介虐民土豪，又豈能讓堂堂縣尊為虎作倀，動用“追比”的行政手段幫他苛斂強征？

如果說，伍天保之前能將這位佃農踩在地上如此摩擦，是因為在租佃這種生產關系中，雙方的博弈資本完全不在同一水平。那么，當他們雙方走到訴訟階段，由于佃農得到了謝方樽的同情與幫助，一代名訟師對該土豪所實施的，亦不啻是一次居高臨下的碾壓。其高出點不僅是在知識上的、技術上的，同時也更是在道義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