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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前不久，一則新聞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曾盜竊電瓶車的周某出獄后，多家公司相中他的網紅潛質，想與其簽約。

4月21日，中國廣告協會發布聲明指出，對某些網紅經紀公司為“流量變現”而喪失道德底線等行為表示反對。同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文稱，炒作“不打工男子”周某某的網紅經紀公司將被納入負面清單。

從初代網紅的經紀公司，到當下的主播公會、MCN機構，“網紅生產線”經歷了怎樣的變遷？如何看待某些網紅經紀公司“流量至上”等社會現象？

請看《法治周末》的專題報道——《從炮制到招聘：“網紅生產線”變形記》《社會精神不該在庸俗文化中沉淪》。

視覺中國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鄭超

法治周末記者 孟偉

“也怪了，我把臉洗干凈、開了美顏拍的視頻，都沒什么人看。”

在抖音上有66萬粉絲的熊煒，至今對此迷惑不解。人們顯然更對這位“95后”小伙子的工地生活感興趣——在混凝土上“打電錘”時，厚厚的灰塵幾乎遮住了他的臉。

關注熊煒的并不只有粉絲。不經意間走紅后，不少主播公會（以下簡稱公會）、MCN機構私信熊煒，邀請他加入。

簡而言之，公會、MCN機構都可視為平臺和內容生產者（主播、網紅等）之間的中介。但與過去的網紅經紀公司相比，它們的功能更加全面、廣泛，旨在讓簽約網紅實現持續內容輸出和快速變現。而面對他們拋來的橄欖枝，熊煒一再拒絕。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自己沒有才藝，只想拍攝工地上最真實的自己。

至于對未來的打算，熊煒說：“（等）粉絲過了百萬，賣點農產品。”

招聘成挖掘網紅新渠道

對于有潛力成為網紅的主播，主播公會、MCN機構往往會不遺余力地爭取。不過，在直播平臺挖人，“特別費時間。”某MCN機構經紀人彭笑長（網名）說，“最快的方式還是通過招聘渠道。”

5月1日，法治周末記者在BOSS直聘APP(線上招聘平臺，以下簡稱直聘)上輸入網紅二字，隨即出現大量的相關職位。

隨即，記者以對做“主播”、成網紅感興趣為由，在直聘上進行咨詢，大都很快得到積極的回復。一位負責招聘的人士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即便沒有才藝，也不妨礙成為一名當紅主播，“因為主播最主要的不是才藝，是情商”。

在彭笑長看來，眼下MCN機構激增，與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不無關系。“這幾個月很多人都沒有工作，只能往線上發展。”他說。

而爭奪網紅局面的形成，則與平臺給MCN機構、公會的任務有關，這些任務一般都涉及到新生主播數量。完成相應任務后，MCN機構、公會才能拿到約定的提成。與主播分成之后，一些公會、MCN機構的利潤空間相當有限，彭笑長認為：“平臺給公會的利潤太低了，這個行業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談及如何對旗下主播進行“包裝”，彭笑長稱，與其說是“包裝”，不如用“賦能”一詞更為準確，因為“是否能成功主要還是看藝人自己”。

在他看來，腰尾部網紅仍然是流量洼地，還有很高的成長空間。而在一些直播平臺新的激勵政策下，“大到各路明星，小到普通群眾，包括農村的大媽也都開始直播了”。

當下的網紅已不同往日

也正是覺察到了市場變化，2019年年初，在從事打造“草根明星”十余年后，阿任（網名）和朋友合伙開的公司掉轉船頭，成為了一家MCN機構。

伴隨著媒體形態的演進和公司業務重心的轉移，阿任感覺到，當下的網紅也已不同往日。

第一代網紅主要是想在演藝界發展，而現在的網紅主要是想“帶貨”“接廣告”或者是想成為“明星”，阿任對法治周末記者說，另外，強大的“帶貨”能力也是當今成功網紅的標簽。“目前，我們公司的‘網紅’商業性比較強。主要是帶貨、接商業廣告。”

阿任所說的第一代網紅，大多成名于2004年至2010年間。“西單女孩”是其中代表之一。

貼吧、豆瓣和天涯是彼時的“造星”之地，和如今的微博、抖音相比，平臺與算法的干預不多，傳播范圍相對有限，阿任說。

2008年，阿任的事業迎來了春天，公司拍客“非我非非我”（網名）用攝像機拍下了在地鐵通道里彈吉他的“西單女孩”。

2011年，“西單女孩”登上了央視春晚的舞臺。曾在北京地下通道賣唱的她一夜成名，實現了第一代“草根網紅”的頂級夢想。

一時間，不少希望像“西單女孩”一樣成名的人慕名前來，希望被“推”。阿任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當時公司做了近500個視頻，80%都是針對“草根”的策劃。

彼時，在阿任的公司，日常的工作情景之一便是：幾個“推手”聚在一起，以“頭腦風暴”的方式，研究怎樣在一個短短幾分鐘的視頻中演繹出最搶眼的情節，讓被“推”者盡快走紅。

阿任坦言，那時把草根打造成“紅人”的資金成本并不高：租幾身衣服，制作一個視頻，傳到網上。但是在他眼中，“創意是無價的”。而讓他引以為豪的一點是，在他的帶領下，“團隊拍攝的內容都是積極正面的”。

第一代網紅中，多數都如曇花一現。這或是由于她們才藝有限，或是沒有跟上時代的發展，阿任認為，現在，“不管是線上還是線下，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平臺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個時代賦予了普通人更多的發展機會”。

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阿任還介紹，公司轉型后，盈利模式也相應發生變化。之前，公司在打造網紅上的投入，更像一種投資。等其“推出”的草根真的走紅了，會給公司的價值增加籌碼。

而現在，阿任的公司旗下擁有很多網紅，主要與各電商平臺合作。這些網紅有的是通過各渠道挖掘而來，有的是從各大網站發現的有潛在網紅，公司會對其進行“孵化”。

網紅跳槽或面臨天價違約金

上海天尚律師事務所詹德強律師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目前，涉及網紅的糾紛類型多集中在解約、報酬結算及違約糾紛等方面，其中解約糾紛數量增長明顯。

詹德強指出，近年來，知名主播、網紅跳槽事件時有發生，從司法實踐來看，如果解約事由不充分，其被法院判決承擔違約責任的風險較高。

“2018年，廣東省人民法院曾在虎牙平臺與其主播‘嗨氏’跳槽一案中，判決該主播向虎牙支付高達4900萬元的違約金，一度在業界中產生較大影響。除了向平臺承擔責任外，跳槽主播的違約還面臨著被其經紀公司追責的風險。在我們最近代理的一起主播跳槽案中，該主播被法院判決向經紀公司支付300萬元的違約金。”詹德強介紹。

彭笑長認為，“退出難”也是一些主播不愿加入MCN機構、公會的原因之一。“按照行規，退公會就要斷播120天。”他說，“4個月的時間意味著不菲的收入。”

詹德強對記者說，對于主播、網紅而言，在直播活動中還需要注意提高法律風險防范意識。

針對目前疫情期間因“宅經濟”而異常火爆的直播帶貨現象，他特別提醒：“在帶貨、宣傳和銷售中，第一要遵守廣告法上的合規要求；第二是加強防范產品質量責任方面帶來的風險，遵守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要求；第三要避免不正當競爭行為，特別是不能通過刷單等虛假交易方觸碰法律底線。此外，直播活動中還容易引發著作權方面的糾紛，比如，直播對音樂作品的侵權問題、直播影視作品的侵權問題等。”

以“盡快變現”為目標

從2019年10月開通抖音到現在，去除抖音平臺的抽成，熊煒半年內靠直播時粉絲的打賞收入了一些錢。他不愿透露具體數字，更不愿讓粉絲覺得他拍視頻、做直播就是單純為了掙錢。

“我是為了勵志、為了爭口氣。”他強調。

盡管在工地上工作一天很辛苦，但熊煒下班了也沒出去玩。他說：“晚上偶爾開直播，掙第二天的飯錢。”

但把直播當事業做的也大有人在。

“西甜搞笑姐弟”是一對姐弟組合，在抖音平臺，他們擁有231萬粉絲。這一組合的幕后合作伙伴王琴（化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這對姐弟已經辭去了之前的工作，以專心制作搞笑視頻。

和熊煒一樣，合作的三人拒絕了很多公會邀請。王琴說，這一方面是因為不加入公會也應付得來，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一些公會可能制造“虛擬流量”。

彭笑長對法治周末記者說，再也沒有任何一家MCN機構、公會，會全身心投入給一個素人、草根做“包裝”，它們一般都把功夫用在尋找有顏值的、自帶流量的主播上。另外，從各個渠道找到的主播，大多也不需要到公司進行面試，都是在線上完成“試播”。

彭笑長還稱，現在MCN機構“滿大街都是”，從音樂、電影到各類直播平臺，幾乎都是把商業娛樂化，以“盡快變現”為目標。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匡文波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不少網紅背后其實是商業化運作，人一旦走紅以后，后面要想長期“紅下去”，背后通常要有團隊去運作，否則很難持續。

他說，不少青少年，羨慕網紅，覺得網紅門檻低、賺錢又容易。事實上，網紅的成功概率非常低的，正如影星、歌星、球星一樣。做主播、成網紅的門檻低，使得很多人覺得“誰都能做”；但是，門檻越低的職業往往競爭越激烈，成功率越低，這是一個規律。

匡文波認為，網紅現象的變化和發展很快，而發展是硬道理，不妨讓其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討論如何管理，不建議過早去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