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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近兩年，多家互聯網大廠展開了反腐調查和公示。

《法治周末》此次關注互聯網企業特別是大型互聯網企業“反腐”，聚焦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旨在以類案調研為基礎，從犯罪治理引伸到行業治理，以期促進行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數字經濟注入“法治基因”。

“互聯網犯罪具有高智化、技術化特征，這點在涉互聯網企業的腐敗犯罪方面也有著明顯的表現。民營企業反腐要做好內部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以及機制建設，同時發揮行業治理的積極作用，將危害企業利益、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的害群之馬排斥于企業和市場之外”

圖為5月15日，在北京舉行的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治理座談會上，騰訊、抖音、搜狐、新浪等企業相關部門人員討論互聯網企業貪腐治理需求。       許鵬 攝  

《法治周末》記者 高原

互聯網大廠的反腐浪潮，時至2025年仍在進行。

5月15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中國互聯網協會共同舉辦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治理座談會。座談會前，海淀法院發布了《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和一批典型案例。

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4年，海淀法院共審理127件涉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罪名包括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涉案總金額3.05億余元。 

白皮書提到，127件案件中，互聯網大廠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數共93件，占比73.23%，犯罪金額共計約1.84億余元，占比60.3%，個案平均犯罪金額超過197萬元。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時延安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互聯網企業反腐工作不僅是企業自身的事情，更影響著經濟發展整體風氣。

“互聯網犯罪具有高智化、技術化特征，這點在涉互聯網企業的腐敗犯罪方面也有著明顯的表現。民營企業反腐要做好內部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以及機制建設，同時發揮行業治理的積極作用，將危害企業利益、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的害群之馬排斥于企業和市場之外。”時延安表示。

視覺中國供圖

反腐動作不斷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互聯網公司內部反腐，可以追溯到2010年左右，自2019年，曝光的數量開始大幅增加，且多是公司主動公開。而近年來，商業賄賂、職務侵占更是成為互聯網公司打擊舞弊貪腐行為的重點。

今年年初，騰訊就打響了2025年反腐的“第一槍”，公布2024年全年反舞弊調查結果。

此外，網易、完美世界等多家游戲公司在2024年到2025年年初也展開了反腐的調查和公示，被點名的涉事員工往往來自市場、美術部門，貪腐情形以收取好處費、侵占公司款項為主。

1月16日，陽光騰訊公眾號發布騰訊2024年度反舞弊通報。通報中提到，2024年全年，騰訊反舞弊調查部共發現并查處觸犯“騰訊高壓線”案件百余起，百余人因觸犯“騰訊高壓線”被解聘，其中二十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機關處理，35家企業被列入永不合作主體清單。

在此次通報中，騰訊一共公開點名21人。從相關表述來看，多數人的違規違法行為是“為外部公司謀取利益，并收取外部公司好處費”。

3月6日，字節跳動在內部發布的反腐通報顯示，2024年字節跳動共辭退違規員工353人，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39人。

3月10日，華為內部通報，在招聘非雇員過程中，多名產品線負責人存在自身參與替考、安排別人代考、向候選人泄題等違規行為；亦有多人存在通過出賣公司信息資產獲利的情況。經研究，對涉事人員予以開除，并要求其退回非法獲利、賠償公司損失。

“我們互聯網（企業）的工作人員可能并不比這些落馬的廳局級干部貪得少。”5月15日上午，一名大型互聯網企業的內部監察總監在分享經驗時提到這一現象。 

大型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集中，與企業整體業務規模、行業影響力和員工體量存在關聯，也和企業自身開展反貪腐自查工作相關。

白皮書顯示，127件涉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中，涉及公司部門包括采購銷售、產品規劃、渠道運營、市場管理、用戶管理、內容管理等直接接觸和管理平臺用戶、從事產品運營推廣的業務部門，以及技術運維、財務、后勤、人事等職能部門。

其中，涉業務部門貪腐案件共104件，占比81.89%，在企業整體運行鏈條中，業務部門貪腐問題更為突出。

“一方面是因為業務部門直接掌握和接觸公司業務資源和流量資源，職權尋租空間更大，另一方面，業務部門內部管理普遍更為靈活機動，員工自主決策和行動空間更大，致使貪腐行為更加易發、高發。”白皮書如此分析。

小官巨貪

白皮書顯示，類似官場“小官巨貪”的現象在互聯網企業中也有存在，比如，有的“90后”基層員工向供應商收回扣款，還有的中層管理人員涉案金額巨大。

從貪腐犯罪人員構成來看，具有管理職權的中層以上職員雖是貪腐犯罪高發人群，但部分重點部門“小官巨貪”現象亦不容忽視，基層崗位腐敗“爆雷”在大型互聯網企業里尤其頻繁。

個別案件中，被告人雖是基層員工甚至外包人員，不具有管理職權，卻仍可通過在業務對接中給予他人便利，向他人提供內部信息，或給予對方競爭優勢等方式獲取賄賂，或者鉆企業管理制度漏洞，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公司財產，貪腐金額不容小覷。 

白皮書稱，在上述127件案件中，基層普通職員貪腐犯罪金額共計約5567.37萬元，個案平均犯罪金額達126.5萬余元。

位于北京市海淀區的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人員馮杰（化名），已經在該企業工作了10年，她告訴記者，一些關鍵崗位的人，職級非常低，但也能貪很多錢。

她舉例，一家電商直播公司負責選品和采購的人員，或電商平臺的審核人員、“店小二”。商家為了討好他們，無所不用其極，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行為，累積起來也有巨大的金額。

“比如，有一名員工，偷改訂單價格，每一單只賺20元的差價，案發時已經非法獲利1300多萬元。還有員工與特定網約車司機約好回扣，半年的打車費報銷多達20萬元。”馮杰說。

2024年，浙江警方披露的一起案件里，因濫用家具類商家旗艦店入駐平臺的初審權，某電商平臺一基礎運營崗員工在1年內受賄9200多萬元。作為對照，2022年一份判決書里，某大廠前副總裁趙丹陽通過虛報外包員工數量和加班費并收取好處費，受賄、侵占了756萬元。

在此次海淀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起“高某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這是該院近年來審理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類案件中犯罪金額最大的一件。

海淀法院就此案提示稱，互聯網大廠資金流量大，非核心部門也“大有可貪”，在關注重點業務部門貪腐問題的同時，也要樹立全方位反腐意識。 

一份來源于504家企業的調研報告，其中包括20家世界500強企業，70家中國500強企業，采購和銷售兩個崗位發生舞弊的概率最高。從案件性質分析，收受賄賂和回扣，以及職務侵占，分別是52%和24%。

前述互聯網大廠內部監察總監在座談會上也表示，“業務部門的貪腐問題比較嚴重”。其稱企業同一時間可能有很多業務線，但越是高速增長的業務線，出現貪腐舞弊的問題也是最多的。

利用平臺“軟權力”尋租

白皮書同時指出，除傳統貪腐高發部門外，掌握平臺資源管理和審核權限的“軟權力”部門貪腐現象也較為嚴重，貪腐風險突出。涉案被告人利用負責平臺入駐、作者簽約、業務評級、管理用戶或主播、負責賬號封禁和解封、白名單準入、文章撈回等職權，為他人提供便利，獲取賄賂款。

2020年至2024年，海淀法院受理此類利用”平臺軟權力”實施貪腐行為的案件共計39件，涉案金額6700余萬元。 

白皮書說，進入數字社會，大數據、互聯網和信息技術使社會空間突破了地理空間束縛，互聯網平臺在資金和技術的加持下逐漸打造出一個不同于傳統社會形態的虛實重疊的“平臺公共領域”。

在該領域，數以億計的用戶行為被不斷記錄、分析、儲存，人類活動具有了數字屬性，而平臺不僅是該空間活動領域的提供者和技術支持者，也扮演著網絡空間生態規則制定者、管理者、決策者等具有“公共管理”性質的角色。

為此，白皮書援引既有研究提出的平臺”軟權力”概念，對互聯網平臺企業在上述領域擁有的權力進行了解釋。“平臺軟權力”指平臺企業基于其技術控制能力和非對稱的數據占有優勢產生的對平臺的“準立法權”“準執法權”和“準司法權”等“準公權力”。 

此次海淀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中也有一起利用平臺”軟權力”索賄的案件。

2021年7月至2022年11月，被告人郭某某作為某短視頻平臺主播運營人員，利用管理主播等職務便利，向主播張某等4人索要或非法收受錢款共300萬元，用于購房、購車、網絡游戲、日常消費等。

2023年2月15日，郭某某自動投案。法院審理后，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郭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罰金30萬元。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訴，檢察院未抗訴，判決已生效。 

海淀法院表示，本案被告人系平臺普通員工，但因具有了管理權，對于主播的視頻內容、業務統計等具有一定程度的決策權，加上大部分涉虛擬平臺事項管理缺 乏客觀評價標準，導致其在小職位上“大有可為”，一年多的時間內收受賄賂達300萬元。這種行為不僅不利于平臺管理，更加容易敗壞行業風氣，影響行業生態。

法院提示稱，在流量利益巨大的大廠，權力變現行為在基層員工中同樣存在，對于具備管理職權的員工，應加強廉潔教育，并制定客觀的業務評價標準，完善權力制約和監督，減少權力尋租空間。 

內部反腐難在何處

據了解，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較傳統企業具有更強的隱蔽性，犯罪鏈條、資金流轉往往更加復雜，查處難度更高。

海淀法院審理的127起案件中，大部分案件被告人行為持續至案發時間為三年以上，在持續超過五年以上案發的行為中，大多數是因匿名舉報的方式才進入監察部門視野，否則更加難以察覺。

白皮書表示，在前期證據收集過程中，由于大量貪腐證據線索隨著數據更新和信息更迭往往難以查找，企業監察部門在證據收集方面對行為人口供和配合度依賴較高，在行為人不主動交代的情況下，取證工作難度大。

案發以后，企業還需要向公安機關提出控告并提交、完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需配合司法機關進行訴訟活動，耗費人力、物力、財力較大，維權成本較高。有的案件最終追贓挽損效果并不理想，企業獲得的賠償與維權成本投入不成正比，也影響了企業維權的積極性。

記者了解到，大多數互聯網大廠在內部設置了專門的反舞弊、監察、內控等職能部門開展相關工作，其中不少工作人員具有司法實務經驗。

不過，上述互聯網企業內審部門負責人表示，互聯網企業的合規體系建設和業務創新之間存在節奏錯位。互聯網行業業務模式的特征是快速迭代、持續創新，但合規管理體系的更新通常跟不上業務發展的速度，特別是新業務上線初期，企業重心往往會放在驗證商業模式、搶占市場份額等目標上，合規資源投入相對有限。 

這名負責人說，上述情況往往導致兩個后果，一是審計、監察人員對于新業務模式的關鍵風險難以及時把控和掌握，二是復雜多變的業務形態會給貪腐行為帶來更為隱蔽的空間，這勢必要求合規管理從傳統的事后追查向覆蓋事前預警、事中監測的全流程風險管理機制轉型。